從供需情況看，中國的糧食自給沒有問題，但這是一種弱平衡。我們看到，中國的耕地正在被侵蝕，18億畝耕地的紅線能不能保住、能保到幾時都讓人充滿擔憂。此外，在公民選擇越來越大的情況下，長期低廉的農產品（000061股吧）價格已不能讓農民安于土地、安于種植糧食。顯然，過低的糧食價格極可能影響我國糧食安全。這一點中央政府不單承認，還有意逐步加以理順。在當下對通貨膨脹仍有較多擔憂的情況下，提出逐步理順糧食價格，顯示出糧價在糧食安全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仿佛又回到了“饑餓時代”，去年以來，全球頻發糧食危機和由此引致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動亂。
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稱，已有37個國家爆發糧食危機。拉美國家海地總理在饑餓國民的指責聲中下臺；從莫桑比克到印度尼西亞，從科特迪瓦到塞內加爾，到處都有饑餓人群走上街頭示威。在埃及，在喀麥隆，糧食引發了示威和暴力沖突。7.5萬名墨西哥人走上街頭，抗議玉米餅等漲價。在越南，農民開始拿起獵槍日夜守護莊稼。巴基斯坦和泰國更是已派出軍隊來保衛農田和糧倉。發達國家也受到影響：糧食自給率只有40%的日本，有些超市出現了部分食品斷貨情況，這是40年來該國第一次面對食品短缺危機。
短缺背景下，價格飛漲。截至今年2月底，過去3年國際小麥價格上漲181%，食品價格整體上漲83%。3月至4月兩個月，國際大米價格猛漲75%。與現貨市場的緊俏一樣，農產品期貨市場的期糧更是一浪高過一浪。
糧價高漲時，世界糧食儲備卻直線下降。聯合國糧農組織估計，目前全球糧食儲備已降至自198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只夠維持53天，遠低于去年初169天的水平。而國際公認的安全儲量是至少滿足70天的需求。
那么，中國呢？十三億人口的大國，擁有九億農民。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那場讓世界震驚的偉大改革，“大包干”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帶給中國農業新的希望。但，近30年過去了，現在，越來越多的農民，卻放棄曾視為生命的土地，遠離了曾經日夜廝守的村落和熟悉的農事，寧可忍受寂寞、屈辱與歧視，也要涌進城市當民工。
家鄉的麥苗地在荒蕪，有的已經被高樓大廈所替代。農民的種糧意愿大幅削弱，轉而追求身份的轉變，其內因是什么？中國的糧食產量盡管在遞增，但遠遠趕不上正在增長的需求速度。
2000年，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含著淚水給國務院領導寫信：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一個基層干部的淚水揭示了中國農業的險境。
2008年7月初，經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安全”已經成為極具分量的字眼，危機感似成燃眉之勢。
那么，什么因素使危機集中爆發？中國應對之策透露政府對農業問題怎樣的決心？未來解決中國糧食危機的關鍵“棋子”該往什么方向走呢？糧食，作為一種商品，價格的飛漲直接反映其供需關系。安信證券的尤宏業認為，對于糧食這類大宗產品，用供求來解釋價格變化，在理論上是最合理的。從全世界范圍來說，糧食供給短缺已經是個事實。
中國和全世界面臨的共同問題是，人口急速增長的同時，糧食產量增速明顯滯后。而糧食產量“跟不上”的根本原因是耕地的下降以及總產量的增長緩慢。
埃及，素有“尼羅河糧倉”美譽，70年代以前是糧食凈出口國，70年代開始改為糧食凈進口國，現在，埃及的小麥自給率只有60%、玉米為56%、食油為61%，埃及成為目前世界最大的糧食進口國之一。是什么原因使埃及由凈出口變為凈進口呢？人口增長偏快、生產條件下降、自然環境逐步惡劣、農業技術無法得到快速提高等因素是主要原因，同樣，印尼和印度等農業資源較好的國家，也因為此，也由糧食凈出口國變成了糧食凈進口國。
世界人口不斷增長是引發需求大增。據預測，到本世紀中期，全球人口將達90億。除了人口的迅速增長，需求的“長大”還體現在另一個方面。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目前全球的加工食品占食物與飲料的80%。除了口腹所需，在原油價格高企的年代，糧食被轉化為能源。將食物轉化為生物燃料，使得對糧食的需求急劇擴大，成為“吃”糧大戶。世行報告認為，從2002年到今年2月，一攬子糧食價格漲幅達140%。其中，美國與歐盟大力開發生物燃料對糧價上漲的“貢獻”最大，相當于推動糧價同期上漲75%。該報告指出，目前美國有近三分之一的玉米用于生產生物燃料，歐盟則有大約一半植物油用于生產生物燃料。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的人口與耕地的關系極其關鍵：中國以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全球20%的人口。這意味著中國農業耕地面積的減少將導致糧食安全問題和世界很大一部分人口生活的不穩定。然而，從2003年到2005年，中國人均擁有耕地面積已從0.095公頃減少至0.093公頃。耕地面積的大幅快速減少必然使得供給出現大幅萎縮。
除了耕地面積的減少，“民工潮”高漲反映的是種糧意愿的大幅削弱。農業人口的大規模減少及種植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大幅下降，是全球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帶來的不容忽視的后果。一些新興市場國家，模仿西方國家的城市化之路也讓良田變成了城區。中國的城鎮化之路，不僅讓農田上聳立起了高樓大廈，也讓中國農民隊伍開始躁動。
另一個原因或許可以解釋中國農民躁動的根源。
安信證券的尤宏業密切關注了中國糧食價格政策20多年來的幾次劇烈波動。他的研究報告顯示：在這二十多年里，中國糧價經歷伴隨政策逐步放開、收緊，及完全放開。
資料顯示，1985年，我國糧食取消統購統銷，改為合同定購，定購以外的糧食實行自由購銷。我國的糧食政策開始由原來的統購統銷改為定購統銷和議購議銷“雙軌”運行政策。糧食價格形成定購價格和議購價格的“雙軌”機制。
到20世紀末，1993年2月，國務院強調“在國家宏觀調控下放開價格”，實行“統一政策、分類指導、逐步推進”的糧食價格改革原則，爭取在二三年內全部分開價格。同時取消了40年的糧食統銷。
但由于通貨膨脹影響，這項放開糧食價格的重大改革沒能繼續進行下去。1994年、1996年兩次大幅度提高糧食定購價格，同時制定了糧食保護價；1997年的“四分開一完善”、1998年的“三項政策一項改革”，實際上又恢復了糧食價格“雙軌制”。國家對小麥、稻谷、玉米等品種實行保護價收購。
進入21世紀，糧食價格改革有了突破性進展。2001年，江蘇等8個省市率先放開糧食市場，逐步拉開了全面放開糧食購銷價格序幕，2004年開始，國家全面放開糧食收購和銷售市場。但在市場價格階段，國家為了保護農民利益，對小麥、稻谷等品種在部分省市實行了最低收購價政策。
政策是需求的內生性因素決定的，尤宏業認為，導致價格波動的因素無外乎供求緊張因素，通貨膨脹因素（包括通脹造成的生產資料、流通加工環節的漲價和農民的惜售心理），國家不合時宜的糧食政策。而以上中國糧食政策的現實波動就足以解釋中國糧食價格波動、中國農民隊伍波動及種糧意愿波動。
專業人士認為，供需和糧食價格的未能最終徹底市場化是導致中國糧食危機的主要原因，在這個觀點上，專業人士的分歧并不太大。當“飯碗”出現問題的時候，政策又是如何應對危機的？
急對危機，很多國家短期的政策便是限制糧食出口以保障國內供給，限制價格以保證弱勢群體口糧，因為受糧價上漲影響最大的是那些貧窮的國家和最貧困、最脆弱的人群。
聯合國糧農組織駐中國、朝鮮、蒙古代表處助理代表張忠軍認為，短期來講，這對維護社會穩定可能會有一定的效果，但長期看，限制出口會造成國際糧食市場交易量萎縮，且限制價格本身的同時也限制了種糧者積極性，這樣就反過來加劇供應不足，市場供求更加不平衡。
長遠來看要穩定糧價，最根本的問題還是要增加糧食生產，就是要增加農業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科技投入，提高供給水平是最重要的。
糧價的周期性上漲助推糧食危機，這一點與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及充沛的資金有直接關系。在全球經濟開始步入調整之際，資金退潮也開始顯露，糧價也將與其他商品價格一樣，從上升周期步入下降周期。在一輪危機之后，雖然從長期商品價格運行軌跡看，今年見頂之后步入比較長時間的調整可以預期。但，價格問題的和緩并不意味著供需矛盾的根本解決
總之，在危機出現的時候，或補貼農業費用、或控制出口渠道、或努力提高產量等方式來解決“溫飽”是政府的慣常應對之策。而專業人士主要將目光集中在2004年以后的中國糧食政策。
2004年，中國政府首次就農民增收問題發出信號，方向比較明確，就是要保證種糧人的基本回報，穩定種糧隊伍。基本內容是：要調整農業結構，擴大農民就業，加快科技進步，深化農村改革，增加農民收入，強化對農業支持保護，力爭實現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盡快扭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趨勢。
2005年，中國政府用另外一種形式補貼農民、補貼農業、補貼糧食增長。宣布：大范圍、大幅度減免農業稅，并明確2006年在全國免征農業稅。
2006年，國家開始將基礎設施建設投入重點轉入農村，確定“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為基本策略。
2007年提出，發展現代農業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以提高科技含量保證農業效益。
海關統計顯示，2007年前11個月，中國小麥、玉米和大豆的出口量分別比上年同期增長206.51%、85.3%和24%。為穩定國內糧價、抑制糧食出口成為中國政府宏觀調控的又一著眼點。短短兩周內，三大調控政策相繼出臺。
中國政府宣布，從2008年1月1日起，對小麥、玉米、稻谷、大米、大豆等57類原糧及其制粉產品征收為期一年5%至25%不等的出口暫定關稅，同時開始對小麥粉、玉米粉、大米粉三種商品涉及11個8位稅則號的糧食制粉實行出口配額許可證管制。
這是繼2007年12月20日起取消小麥、稻谷、大米、玉米、大豆等84類原糧及制粉產品的出口退稅后，中國政府再次通過稅收杠桿抑制近期增長過快的糧食出口，引導糧食向國內供給，穩定國內糧食價格。
2008年7月初，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審議通過了《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2008年7月初，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審議通過了《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國金證券的行業研究員謝剛認為，這一《綱要》所體現出來的政策信號，對于判斷我國糧食生產供求形勢具有一定借鑒意義。
《綱要》顯示，國家已經將糧食安全問題重新定義為中長期的戰略規劃。確立了農業和糧食問題的戰略意義。政府一個直面現實的判斷是，我國糧食供需將長期處于“脆弱的緊平衡”狀態。其具體的目標是，要使我國糧食自給率穩定在95%以上，2010年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穩定在1萬億斤以上，2020年達到10800億斤以上，并且用5年時間，使吉林省糧食生產能力提高100億斤以上。
國務院提出了包括全國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8億畝、基本農田不低于15.6億畝的等為代表的9大舉措，這些舉措主要從提高耕地面積、單產水平、設施保障力度等角度來保障增產，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提高供給。此舉旨在增加農業基礎投入，增加農民收入，并明確提出逐步理順糧食價格。
中國不再是主要糧食出口國，糧食出口在商品出口中的比例日益走低。在開放的經濟體中，高糧價對國內的沖擊明顯。
從供需情況看，中國的糧食自給沒有問題，但這是一種弱平衡。我們看到，中國的耕地正在被侵蝕，18億畝耕地的紅線能不能保住、能保到幾時都讓人充滿擔憂。此外，在公民選擇越來越大的情況下，長期低廉的農產品價格已不能讓農民安于土地、安于種植糧食。
我國今年一季度稻谷、小麥和玉米三種糧食平均每噸收購價格為1582元，同比上漲7.5%，遠低于國際約一倍的漲幅。在改革開放后的30年中，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物價水平保持了奇跡般的低水平，究其原因，農產品價格的被人為壓低、農業補貼工業是最重要原因。
顯然，過低的糧食價格極可能影響我國糧食安全。這一點中央政府不單承認，還有意逐步加以理順。在當時對通貨膨脹仍有較多擔憂的情況下，提出逐步理順糧食價格，顯示出糧價在糧食安全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長期進行農村問題研究的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張曉山認為，中國目前的糧食安全問題存在幾方面情況：一是生產問題，二是流通問題，三是運輸環節問題，四是儲備問題，五是通過進出口調劑時我們能否掌握主導權和定價權，六是低收入群體問題。在中國，實際上最主要的是對糧價的態度問題。發達國家，對農業生產者的極高補貼，也補償了其在各大產業結構中的弱勢地位。而在我國，曾經給予農民以希望的最低收購價，反而成了壓抑糧價上漲的因素。有關分析人士認為，中國不單應該承認高糧價，還應該大力補貼農業，使農業生產者能獲取社會平均利潤。
至于期望利用進口解決糧食問題，已經被過往和實踐所否定。任何商品，只要中國成為買家，價格一定居高不下；任何商品，只要中國成為賣家，多是以價格戰收場。大豆價格的低迷與狂漲，見證了中國由出口國向進口國轉變的過程。這其中，有人口眾多的原因，更有行業集中度低、缺乏對資源珍視的因素。因此，中國政府一直不依賴進口糧食的方針是十分正確的。
《綱要》的出臺，表明中國政府在解決糧食問題上邁出了非常實質性的一步。
安信證券的尤宏業認為：靜態和動態的分析都指出，糧價是否一定能大漲，主要看當時是否處于糧食生產供應的谷底狀態。并且，當期是否有宏觀經濟的通脹條件。但中國糧價體制改革正面臨新契機。
他認為，近兩個月糧價大幅上漲的可能性不大。判斷今年9月份以后，特別是10月份秋糧收購時期的糧價走勢，糧價主要取決于兩個因素：7，8，9月份糧食主產區的洪澇和旱災的情況，以及通脹的程度。如果接下去的水旱災對秋糧生產的影響較大，通脹繼續維持高位甚至反彈，就可以構成糧價上漲的條件。屆時，在政府考慮農民收益，理順糧價，不多加干預的思路下，糧價在下半年，再加上明年上半年，可能會有20%左右的漲幅。如果自然災害對農作物影響并不嚴重，通脹在下半年有效回落，明年國家有力度較大的補貼措施出臺。那么糧價的拐點有可能會延遲到2009年以后。
但危機之下，中國政府對農業有更加深刻的思考。
